【人物檔案】姓名：黃禮賢年齡：77歲籍貫：順德均安标簽：上世紀50年代高考狀元；建國後首個考上北大的順德人；曾登上黃岩島，到過曾母暗沙；投身海洋科考30年。 “人生面臨多個十字路口的選擇，對于年輕學子來說，要認識到，是否名牌大學并非最重要，讀大學、報志願，最好是與自己的興趣結合，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風，國家需要踏踏實實的科研人才，那才能織起美麗的‘中國夢’。”大時代小人物 77歲的黃禮賢受疾病困擾，說話時頭會不由自主地震顫；但40多年前，當他第一次面對着太平洋的大風巨浪，即便輪船左右搖晃，站在甲闆上的他仍一臉從容。 黃禮賢，順德均安人，上世紀50年代先後求學于順德一中、北京大學，畢業後一直從事與海洋研究有關的工作，其中也包括對南海諸島的調查，研究、守衛中國藍色國土長達30年。 一本保存至今的個人航海日記顯示，1977年10月，黃禮賢便和科考同事一道前往黃岩島，他還登島将五星紅旗插在黃岩島上。這是一份封存已久的記憶，黃禮賢此前一直不願對外訴說。但上周菲律賓與美國在黃岩島外圍聯合軍演的舉動，又讓他覺得不吐不快。 2013年6月底，順德大良，在其老伴的陪同下，黃禮賢拿出了珍藏36年的日記和工作照片，向南都記者訴說當年登島始末。登黃岩島 1977年10月的一天，3000多噸的科考船“實驗1号”在南海中沙、西沙群島海域上往東航行，直至當天下午3點航向轉南，到了晚上8點半後又轉東，船的目的地是黃岩島。 次日淩晨1點半，作為科考業務隊長之一，黃禮賢到駕駛台值班。2點半，科考船航行雷達對前方進行掃描時，竟發現前方有三個亮點，其中一個亮點在移動，兩個則不動。這時，駕駛台接到廣州基地發來的電報，顯示有3艘美軍軍艦在科考船附近，其中一艘比較靠近科考船，而另兩艘則距科考船60海裡。 淩晨3點，科考船離黃岩島僅有10海裡，這時黃禮賢通過望遠鏡發現島上有燈光，船不得不停了下來。 黃禮賢回憶說，燈光意味着島上有人，又或者可能是島上的燈塔。由于判斷不了是美國軍艦還是民用漁船，科考隊伍為了安全起見，并不急于登島，而是商量讓船先在海上漂流，等天明後再登島。同時，也開始要求隊員做好警戒。 “天亮了，看清是3條漁船，心情如釋重負，放心前行。島很大、白色一片，略呈等腰三角形。隻見一堆堆礁石，三塊較大，北面一塊、東南兩塊。中間是一潟湖，湖四面環礁，潟湖退潮時湖深5-6米，漲潮時深約10-20米。潟湖的出口在東南位置處。”手捧着已經泛黃的航海日記，黃禮賢一字一句地讀出内容，有如當年他一步步地靠近黃岩島，并細細觀察着這個中沙群島中惟一露出水面的島礁。 黃禮賢目光從日記上移開，緩緩說道，因為他是順德人，水性好，在同事們推薦下，他遊水上了島礁，并将五星紅旗插到了島上。說起這一幕，一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 “其實上世紀70年代前，我國就已有漁民在黃岩島區域捕撈。黃岩島上有夜光螺、海參等海洋生物，當時碰到2艘漁船在潟湖内采集夜光螺，來自台灣高雄，漁民将螺帶回高雄港，螺肉以12元新台币/斤售出，用于罐頭生産……”黃禮賢目光又轉移到日記上，語速加快。 一旁陪同的妻子這時打斷了激動的丈夫，稱夫妻兩人皆是知識分子，在幾次搬家後，這些日記都舍不得丢，這份記錄才得以保存至今。考上北大 采訪期間适逢高考放榜，這在已逾古稀之年的黃禮賢心裡也泛起了一陣漣漪，如果沒有多年前的刻苦求學，他也不可能走上這條海洋科考之路。 黃禮賢拿出他珍藏的一本北京大學校友名冊，在這本冊子中，學校為他寫下的評語樸實而浪漫：“他生在水網之鄉，卻向往名山大川、周遊世界，喜歡到基層，像一滴水，上天可成雲雨，下地靜靜默流，向着田野人家。” 55年前，通過高考，他成為建國後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順德人，也是當年的順德“高考狀元”。 1952年，均安還未開始土改。黃禮賢依靠父親向親朋借來的學費，來到順德一中讀書。那時均安還是個布滿桑基魚塘的偏遠農村，被稱為“順德的西伯利亞”，由于交通不發達，從均安到大良要步行5個小時。 第二年交學費時，父母并沒有向親朋借錢，而是将魚塘未長成的小魚賣出。這讓黃禮賢意識到自己不能荒廢學業，于是開始發奮讀書。當時他每月夥食費需7.8元，但由于有兩位兄長參軍，每月他能領到6元國家助學金，得以安心求學6年，直至參加高考。1956年他成為順德一中首批學生中共黨員，還擔任起學生會主席、學校團委副書記等職務。 北京大學在他印象中以“學風嚴謹”來形容，就連在食堂排隊等候和坐公交車時，同學們都在背單詞，而他則苦學起英語和德語兩門外語。 從1964年開始，中央提出大學畢業生面向基層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組織北京應屆畢業生召開了一次會議，鼓勵大學畢業生到基層、到邊疆去，為國家建設貢獻青春力量。 “會上有同學向總理遞紙條，抱怨說一旦下了基層，就很難見到中央首長了。周總理回答，隻要你們好好為黨、為國家工作，共和國是不會忘記你們的。”黃禮賢回憶說，這場會議後，作為應屆畢業生的他響應國家号召，填報了三個志願，第一個是前往新疆，第二個是前往青海，第三個則是廣東。科考南海 “組織考察他的家庭情況後，曾動員他留在北京的高教部，在學校裡從事教學，但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回到廣東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，當時研究所在湛江，隻有幾座平房，科研設備也極其簡陋。”一旁的妻子插話道。 黃禮賢開始了海洋科考生涯。除了南海，還到北海、東海，通過地震勘探技術，發掘石油；并且還到西太平洋，去考察台風的成因和走向，尋求預報方法。 海上突發的驚險情況，讓妻子擔驚受怕。坐在順德大良的家中，妻子還不時埋怨起丈夫當年每次回家後，都對其隐瞞出海發生的險情。 1984年，52歲的黃禮賢調入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，從技術崗位往管理崗位轉型，在海洋環境監測中心任副主任，并開始了海洋環境保護的理論研究，當時國内海洋保護也是新領域。 一張拍攝于1987年的照片顯示，在海南島海域附近，身着藍色制服的黃禮賢，登上了美國“爪哇海”号的鑽井船，就鑽井船漏油污染與對方展開談判。 這一年，他還晉升為國家高級工程師，在省内黨刊上發表了關于赤潮的研究成果，幫助南海分局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資金，用于南海海域赤潮的研究。 在1989年離開海洋局調回家鄉工作前，黃禮賢還參與了大亞灣核電站的生态零點調查，用遙感技術了解核電站排出的循環海水對出海口海藻生長的影響，以及核電站建設前後海洋生态的變化。海上歲月 黃禮賢回憶道，早在上世紀70年代前，他還與其他科考人員一起，登上現在的三沙市所轄的西沙群島上的永樂群島、德宣群島，進行氣象、水文、海洋物理、海水化學、海洋地質等方面的研究，并在島上種植椰樹和木麻黃等熱帶樹種。 海洋科考要經受最長時間海上生活，伴随高溫、大風巨浪的考驗。當海上刮起6級以上的大風時，科考人員會出現暈船、嘔吐，胃病成了職業病。黃禮賢不暈船，他往往要幫助暈船同事采取水樣、底層生物樣品等。 受氣象異常與設備失靈影響，科考船偶爾會與陸地聯絡站失去聯系。一次，黃禮賢所在的科考船就與聯絡站失去了将近12個小時的聯系。 科考隊員還要忍受不能吃上新鮮食物的苦，有時候船上僅能吃到冬瓜、土豆、洋蔥和罐頭。 也有有趣的時刻，黃禮賢記得，南海的海洋生物讓他大開眼界，他們曾捕撈到一枚長達約0.5米的海螺，除了肉質鮮美外，将螺外殼磨成粉末，還可作為軍用材料。 讓這位古稀老者頗為自豪的經曆，還包括他們将中國遠洋科考的足迹延伸至南海群島最南端——— 曾母暗沙，那裡距廣東陸地有1900公裡，約相當于廣州到北京的距離。輪船到達曾母暗沙後，他在輪船上的國旗處拍了一張照片留念。“當時我們的科考船停在暗礁外面，一艘小艇帶我們進入曾母暗沙，潮落時海面的暗礁會露出水面，漲潮時暗礁會藏在水深10多米以下位置。” 對于過往經曆，他并不覺得特别，而當時與他一起求學的同窗，大多進入原國防科委下屬單位從事科研工作，他們也都默默地将自己的青春獻給了國家。 “人生面臨多個十字路口的選擇，對于年輕學子來說，要認識到，是否名牌大學并非最重要，讀大學、報志願，最好是與自己的興趣結合，而不是一味盲目跟風，國家需要踏踏實實的科研人才，那才能織起美麗的‘中國夢’。”黃禮賢一邊說，一邊不由自主地震顫着，似乎又回到了那個苦讀求學的時代，以及那段海上峥嵘歲月。//www.hainanu.edu.cn